山城是哪個城市（翡翠山城是哪個城市）

山城是哪個城市（翡翠山城是哪個城市）

《華陽國志?巴志》中有一支巴人歌謠：“川崖惟平，其稼見黍，旨酒嘉谷，可以養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養母。”正是這片巴渝山水孕育了山城重慶，3000年來，這座城市因水而生，因山而名，因商而興，因戰而強。愛國、重義、淳樸、剛烈的重慶人協力創造了燦爛的巴渝文化，形成了光榮的革命傳統。長江、嘉陵兩水在此相聚，奔流而去，也見證著近代以來長江上游門戶口岸重慶從古渝雄關的軍事重鎮，到商貿云集的開埠口岸，也作為中國抗戰的中心而名揚世界的歷史變遷。

2016年，重慶朝天門碼頭。

川江通航 重慶開埠

長江上游之川江是四川宜賓至湖北宜昌的1050公里的水域，也是巴蜀地區對外交往貿易的交通要道。此航道有崇山峻嶺之險阻，灘多水急，云遮霧繞，近代以前，川江航運工具以傳統的木船為主。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開始自帶洋貨叩響了四川的大門，其中英國以印度殖民地之故尤為熱衷打開長江上游市場。而重慶作為長江上游口岸與四川的門戶城市，蘊含著巨大的市場潛力，也成為英國覬覦的首要目標。

1876年，英國以“滇案”為借口，迫使清政府簽訂中英《煙臺條約》規定：“四川重慶府可由英國派員駐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輪船未抵重慶以前，英國商民不得在彼居住，開設行棧。俟輪船能上駛后，再行議辦。”這為英國在重慶開埠以前就派領事進入重慶提供了條約依據，也為重慶的正式開埠埋下了伏筆。1883年，有“西部中國開路先鋒”之稱的英國冒險家立德樂以游歷內地為名偵察川江航道，并撰《經過揚子江三峽游記》一書，盛言川江可以行輪，在西方引起轟動。1898年2月15日，時年58歲的立德樂自任船長，駕駛7噸小輪船“利川”號從宜昌出發，穿越三峽，經過20多天艱苦航行，于3月9日清晨抵達朝天門碼頭，成為第一個駕駛輪船通過三峽到重慶的人，也揭開了重慶進入川江輪船航運時代的序幕。《泰晤士報》曾在首航前發表評論：“假使立德樂成功，則七千萬人口的貿易就送到門上來了。”

1890年3月31日，中英兩國“所派欽差便宜行事大臣”在北京訂立了《煙臺條約續增專條》，明確規定：“重慶即準作為通商口岸無異”，其他國家也根據不平等條約中有關片面最惠國待遇的規定，取得了在重慶通商的特權；次年3月1日，重慶海關在朝天門順城街附近“糖幫公所”正式開辦，史稱“租寓開關”，由英人霍伯森任重慶海關稅務司，重慶成為晚清對外開放的第20個通商口岸和中國西部唯一開埠的口岸。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后，對重慶口岸覬覦已久的日本強迫清政府簽訂了《馬關條約》和《重慶日本商民專界約書》等不平等條約，規定重慶對日本開放，不但擁有同西方列強同等的特權；而且規定日本輪船可以從湖北宜昌溯長

江而上至重慶，在通商口岸建立工廠，取得在重慶南岸王家沱設立專管租界的權利。

1910年 ，重慶長江碼頭。

開埠通商后，重慶地理區位優勢凸現，西方各國在重慶城內設立領事館的同時，紛紛在城內開設了洋行、公司、商行、教堂、學校、醫院等機構。成渝大道、川東大道客商不斷，肩挑馱運，熙熙攘攘“華洋雜處，商務繁盛，誠吾西隅之一大市場也”。商業的繁榮催生了一批大店、名號，如劉繼陶創辦的“德生義”商號，黃錫滋開設“錫生”商號，湯子敬的“德大昌、裕生厚”等字號。民國初年的《重慶鄉土志》中有一段話描述了當時市貌及街巷：“沿岸結舫水居者千有余家，吳、楚、閩、粵、滇、黔、奉、豫之貿遷來者，九門舟集如蟻。陸則受廛，水則結舫，計城關大小街巷二百四十余道。酒樓茶舍，與市闥鋪房，鱗次櫛比，每焚動殃及百數十家。”

軍人干政 重慶建市

1909年1月，全國性《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正式頒布，上海、廈門、廣州等城市都先后建立了自治公所或市政公所等自治機關，重慶順應時代潮流，也啟動了漫長的建制歷程。

重慶建市及其行政地位的提高得益于劉湘軍事集團的強權，其時四川各軍總司令兼省長劉湘看中了重慶在四川的經濟地位及可觀的財政收入，故舍成都而踞重慶。民初建立的警察廳是重慶市政機關的萌芽形式，然而至20世紀20年代這一機構已不能適應城市發展的需要。從行政建置上將重慶城市獨立出來，成為重慶紳商和地方軍閥的共同愿望。1921年11月，劉湘令設重慶商埠辦事處，先后委任川軍將領楊森、鄧錫侯、陳國棟等督辦，成立重慶市政公所。1926年，劉湘以四川善后督辦和川康邊務督辦身份駐重慶，重慶一躍成為國民革命軍21軍戍區的首善城市。為了充分利用城市資源和加強對軍隊駐守各區縣的管理和示范，重慶建市作為重要事項提上了劉湘軍事集團的議事日程。1929年2月15日，經21軍部批準，重慶市政廳改為重慶市政府，重慶正式建市，首任市長是劉湘下屬師長潘文華，此時距開埠已近40年時間。

民間有諺曰：“朝天門，大碼頭，迎官接圣；洪崖門，廣船開，殺雞敬神……”。明初戴鼎所筑“九開八閉十七門”格局的重慶古城一直延續至近代，建市之前，重慶管轄范圍以城區為中心，至長江南北兩岸上下30華里的地方，20余萬居民蜷縮城墻內生養作息，市政設施呈極其簡陋的自然狀態。21軍軍長唐式遵在《重慶市政計劃大綱》中曾這樣描述：“市政窳煅，街道之狹隘、溝渠之穢污，煤煙之蒸蔽，其不堪居住，亦為全世界通商各埠所無，加之地狹人稠，肩摩踵接，非推市政，力謀改造，實不足以策交通實業之發展”。1926～1935年的近10年的時間內，重慶作為劉湘的戰略據點，在潘文華主政期間迎來了防區體制下城市建設的黃金時期。建市以后，重慶頗具“現代意義”的市政建設在較大范圍內啟動：確定新城區的城市空間突破原來的城墻范圍，延伸至江北城區及南岸五渡，初步形成了重慶橫跨兩江，鼎足三分的格局，全市面積共計187平方公里。從通遠門到曾家巖，從臨江門到上清寺，從南紀門到菜園壩，南、北、中三條新修的主干道與舊城區原有道路相連。新市區開辟后，昔日荒山逐漸被星羅棋布的居民區、城市公園和繁華街市替代，原來通遠門以外的枇杷山、曾家巖一帶已經有各式新建住宅連云櫛比，金山飯店、嘉爾登茶園食客盈門，中央公園“門壘假山，包巖延秀”，江北公園“洋槐夾道，綠柳扶疏”。舊城區的市容也為之改觀，公路經過的地區，高層建筑開始出現，繁華區域逐漸由兩江沿岸向公路兩側轉移。而原本因水運而繁華的沿江的部分城門區域，十分有限的山坡、谷地上人口繼續膨脹，房屋密度持續增高，逐漸淪為新的城市貧民窟，其中以臨江門地區為典型代表。

西遷陪都 抗戰中心

在中國歷史上遷都的例子中，20世紀30年代遷都重慶，是在中華民族面臨著民族危機，為了抗擊日本入侵，反對法西斯主義，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完成的遷都。從山明水秀到硝煙彌漫，從商埠口岸到抗戰中心，重慶這座古老的內陸山城在國際反法西斯陣營中成為與倫敦、莫斯科、華盛頓齊名的城市，也是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

七七事變后，淞滬血戰，南京危急，為持久抗戰計，國民政府確立以西部地區為抗戰大后方的戰略。眾多工礦企業、文教單位、政府機關和戰爭難民隨國民政府遷往以四川為中心的西部，形成了蔚為壯觀的“西進運動”，重慶則成為內遷首選集中之地。1937年11月，國民政府發表移駐重慶宣言，此時重慶是四川省政府直轄的乙種市；1940年9月5日，明令將重慶定位為陪都，其令云：“重慶綰彀西南，控扼江漢，尤為國家重鎮。政府于抗戰之始，首定大計，移渝辦公，風雨綢繆，瞬經三載……今行都形勢，益臻鞏固，戰時蔚成軍事、政治、經濟之樞紐，此后自更為西南建設之中心。” 愛國實業家盧作孚受命于危難之際，頂著日機的轟炸掃射，指揮民生公司船隊在40個日日夜夜中從宜昌搶運軍事設備、人員物資到大后方的重慶，保住了中華民族的血脈。

1940年，日本轟炸重慶。

中國戰時政治和戰略指揮中心全部移駐重慶，軍政機關一時云集重慶近郊。國民政府設于曾家巖原重慶高級工業中學的舊址上，主樓為中國古典木結構建筑，兩個碑亭式墩柱屹立在高大的臺基上，蔚為壯觀。蔣介石在歌樂山雙河修建“總裁官邸”，孫科率立法院移駐重慶北碚歇馬鎮，于右任率監察院移駐歌樂山龍洞口，孔祥熙率行政院移駐上清寺花園德安里。由于當時的重慶是國共第二次合作、團結御敵的抗戰大后方，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等也率南方局、中共八路軍辦事處、新四軍辦事處分別移駐紅巖嘴、上清寺、漁村等地。

隨著政治中心轉移，遷來的還有許多重要的企業工廠、學校、科研院所、文化機構等單位，那時的長江沿線涌動著搬家的浪潮，公路、鐵路和羊腸小道擠得滿滿的，為重慶注入了新的工業經濟與文化血脈。到1940年底，以重慶為中心，東起長壽，西至江津，北到合川，南達綦汀，長江一嘉陵江兩岸、川黔一川渝公路兩側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工業區，先后遷渝的各類工廠429家，也是戰時中國唯一門類齊全的工業中心。眾多工廠隱蔽于山巖隧洞，每到薄暮降臨，兩江沿岸燈火通亮，機器轟鳴，山野震顫。內遷到重慶的大學及國立中學有30余所，在北碚夏壩、沙坪壩、江津白沙鎮形成了三個學校文化區。渝中區大坪有馮玉祥將軍的故居“抗倭樓”，北碚區有梁實秋先生寓居7年之久的“雅舍”，白象街文人工作與生活的宅院小樓比比皆是……

重慶解放碑

矗立在渝中區中心的解放碑是全國唯一的一座紀念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勝利的紀功碑。自1938年起，日本飛機開始在重慶上空實施了戰爭史上尚無先例的長達6年零10個月的“無區別的戰略轟炸”，旨在通過大量殺傷平民，造成精神恐懼，以瓦解抵抗的士氣。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目擊并記錄著大轟炸中重慶的硝煙彌漫：“有時，燃燒彈落入江心，爆發出乳白色濃煙，遮住了北岸的景象，我們會聽到那邊大火焚燒時發出的嗶剝聲。 ”1940年5月3日，重慶市長吳國禎在廣播電臺向市民發表了《勿忘去年今日》的抗戰演說，鼓勵市民增強抗戰的意志，也向世界宣示中華民族堅持抗戰的決心，決定在“五三”“五四”轟炸舊址上開工修建體現重慶抗戰意志的精神堡壘。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由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題字，改名為“人民解放紀念碑”。這座豐碑銘記著“戰時首都”是重慶永不褪色的稱謂：“重慶為戰斗中國的象征，其輝光與歷史同永久……雖鬧市為墟、傷亡山積，然而百萬市民，敵愾愈強、信心愈固，物力、財力之輸委，愈自救其私，實造民族精神之峰極。”

1945年8月，抗戰勝利，神州光復，1946年，國民政府“還都”南京。重慶“首都”是為反擊侵略戰爭而在戰火中誕生，也在此刻退出了歷史舞臺。14年抗戰，重慶的歷史貢獻既在于政治上的國共合作，軍事上的對日抗戰，在于造就了大后方經濟中心，還在于重慶人民為支援抗戰而貢獻的人力、物力、財力，乃至熱血與生命。正如美國總統羅斯福于1944年親自書寫卷軸褒獎重慶人民所說的那樣：“貴市人民迭次在猛烈空中轟炸之下，堅毅鎮定，屹立不撓。此種光榮之態度，足證堅強擁護自由的人民之精神，絕非暴力主義所能損害于毫末，君等擁護自由之忠誠，將使后代人民衷心感動而永垂不朽。”

參考文獻：

1.隗瀛濤著：《重慶開埠史》[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7年。

2.周勇主編：《重慶通史》[M]，重慶：重慶出版社， 2002年。

3.周勇著：《證人證言 重慶大轟炸檔案文獻》[M]，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年。

4.王小全編著：《老檔案》[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年。